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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斋主——奇门探索录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日志

 
 

河图洛书在当代的科学价值(转载)  

2011-04-10 19:18:43|  分类: 河洛八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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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河图洛书在当代的科学价值(上)]的字幕:

       今天讲河图洛书在当代的科学价值河图洛书在当代的科学价值。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文化成果,经过历代学者的解说和研讨,它又不断增加着新的文化内容。河图洛书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蕴含着历代圣贤哲人的聪明才智,因而它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河图洛书采取轻率否定或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客观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历代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已经对河图洛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但是,这并不能说河图洛书的文化价值已经被完全彻底地认识了。对于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每一项重大的文化成果来说,它不仅具有能够被人们明显认知的价值,也通常具有一时不能够被人们认知的潜价值。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人们的知识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会逐步认识到某些文化成果的潜价值。对前人创造的某些文化成果进行不断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并利用其潜价值的过程。河图洛书正是具有巨大潜价值的文化成果,它的科学价值在当代正在逐步被发现和利用。第一个问题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念重新认识河图洛书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念重新认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用图象的视觉效果以及图象所表示的次序与数字关系来显示其含义的。它传递出来的信息量非常大,这些信息浓缩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图象的形态是一种符号,而符号的排列又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整齐有序的直观特征以及所包含的含蓄意蕴,具有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符号显示的信息需要进行破译和重新解读,这就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和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可以为今天重新认识河图洛书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出版了他的专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出版。评述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的本质与发展,讨论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和原则,对于西方一些研究该问题的著名学者及其成果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根据书中阐述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概念及主要观点,联系河图洛书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可以说,河图洛书是比较典型的体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实例。关于符号学的定义,本书中,就是刚才说的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当中引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前苏联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罗曼·雅各布森的观点,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应用,研究各种各样符号系统的特殊性,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前苏联)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他说:“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应用,研究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的特殊性,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 这是雅各布森他关于这个符号学的定义,他对符号学做这样解释。从这里对符号学的定义来看,河图洛书正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具有一套特殊的符号,并且具有特殊的符号结构,研究河图洛书的符号意义和结构原则,并进而研究其信息的应用,这正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所关注的问题。谈到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这本书中还引述了20世纪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说:一般被称为图腾的那种命名和分类系统的功能价值,来自于这些系统的形式特征:这些系统是一些代码,它们适于传达可以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同时也适于表达那些用不同于自己系统的代码接受下来的信息。——(法)列维·斯特劳斯“一般被称为图腾的那种命名和分类系统的功能价值,来自于这些系统的形式特征:这些系统是一些代码,它们适于传达可以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同时也适于表达那些用不同于自己系统的代码接受下来的信息。”这段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见其他的有关著作引述这段话,我个人理解这一段话当中有三个关健词图腾 代码 转化一个是图腾,一个是代码,一个是转化,我认为这三个词是非常关键的。从这个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进行思考,可以说,河图洛书是中国远古时期一套具有图腾意义的代码系统,它具有功能价值。河图洛书是中国远古时期一套具有图腾意义的代码系统,它无疑地也具有功能价值。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化”。转化就是说把河图洛书这一套代码本来所传达的信息,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或者用来表达不同于原来系统的代码所接受的信息。河图洛书本来的代码所显示的信息可能是用于占卜的图象或者地理图之类,但是后来的圣贤哲人对它予以发挥,并用来解释其他问题的时候,第一层次的转化把河图洛书原来的代码转化为其他代码信息实际上已经是把原来的代码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了。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造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立《九畴》,这是第一层次的转化;就是把原来河图洛书这种代码所表示的、传达的信息已经转化为八卦和《九畴》当中有关信息。第二层次的转化后人根据河图洛书图象,解释阴阳五行、天文、医学、音律等方面的学问。后人又根据河图洛书图象,解释阴阳五行、天文、医学、音律等方面的学问,这是第二层次的转化这两个层次的转化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其中合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却是不能完全抹杀的。在现当代,随着河图洛书研究地不断深入,随着河图洛书的潜价值的陆续被发现,第三层次的转化在现当代,随着河图洛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河图洛书的潜价值的陆续被发现,河图洛书原来的代码还将有可能转化为新的系统、新的领域的代码的信息。图洛书与原来的代码还将有可能转化为新的系统、新的领域的代码的信息,这是第三个层次的转化。河图洛书在当代的科学价值也将在第三个层次的转化中逐渐表现出来。如何实现这第三个层次的转化,这是当代研究河图洛书问题的新任务。这是第一个问题,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念来重新认识河图洛书。第二个问题,20世纪以来对于河图洛书的新认识20世纪以来对于河图洛书的新认识。实际上,近几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古代的《易经》及河图洛书的科学价值,一直不断地被认识、被发掘,并且不断地取得各种科学成果。河图洛书在自然科学界及人文科学界,都一直受到许多科学家和学者重视,并且不断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的兴趣。早在17-18世纪,莱布尼茨 德国著名数学家发现中国古代的八卦排列是数学中的二进位制受到启发对二进位制进行研究德国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他发现中国古代的八卦排列是数学中的二进位制,从此受到启发对二进位制进行研究,以至于后来二进位制在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当代计算机原理就是采用二进位制。这是《易经》的潜价值被后人发掘利用的重要例证,这个事情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由于传说八卦根源于河图,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河图洛书本身也确实具有可以被开发利用的潜价值。20世纪,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研究与探讨了当代科学的各种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对《易经》的科学价值也进行了认真的发掘,涌现出来的代表性论著有沈仲涛《易卦与科学》 丁超五《科学的易》薛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 《易学科学史纲》 《易学与科技》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丁超五的《科学的易》,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董光璧的《易图的数学结构》、《易学科学史纲》、《易学与科技》等。其中薛学潜的《易学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这一本专著,影响最大,该书1937年出版,全书28章,主要内容是阐释“易方阵”和由此而引出的各种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薛氏把《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方阵用现代物理学中的“狄拉克方阵算法”进行分析,称之“易方阵”,并且引入希鲁丁格方程式、麦克斯韦方程式等进行综合比较,认为“易方阵”可以用来说明阳电子、阴电子、光波、电磁波、量子运动等物理现象。薛氏的研究虽然没有涉及到河图洛书问题,但他的观点却有力地说明,《易》学同当代自然科学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它进行深入的研讨,可以解决当代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刘子华根据《周易》八卦和河图洛书的知识预测一颗新行星的存在,这是发掘利用《易经》潜价值的又一生动例证。刘子华生于1899年,刘子华 四川成都人撰写《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 一颗新星的预测》一文,到爱因斯坦的认可,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四川成都人,1919年与陈毅、邓小平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留学26年,曾师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柏格森等世界级大师。1940年,刘子华撰写了一篇题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得到爱因斯坦的认可,并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由此刘子华名震巴黎,大受崇敬。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篇论文进一步整理成书,书名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于1989年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是应用《易经》中八卦原理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在太阳系中存在着第十颗行星——木王星。书中指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刘子华的博士论文原来是用法文写成的,后来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赞为“一本最有价值的书”,又被译为英文出版。1999年9月,就在刘子华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美、英科学家利用在太空飞行了27年的“先锋10号”宇宙探测发现器,宇宙探测器发现“一个新天体正在围绕太阳运行”,再次证实了刘子华的预言。美、英科学家公布的这个新天体的各种参数,与当初刘子华推算的木王星的参数竟然惊人地相似。当然现在这个说法有变化。去年的媒体报道的材料就是冥王星已经被认定为不属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这是天文学世界范围召开天文学科学会议,认定了这一点。根据这样一个新的观点,那对这个木王星怎么认识,现在我也没看到新的资料。1989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韩永贤的《〈河图〉与〈洛书〉解疑》——韩永贤《〈河图〉与〈洛书〉解疑》论文,试图破译河图洛书的奥秘。作者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畜牧学院的教师,对河图洛书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颇有心得。此文认为:宋代发现的河图与洛书的图象,就是《周易》和《尚书》中提到的河图洛书。河图是远古时期的气候图,河图中的圈、点表示着天文、气象、地理的一些知识,圈在图的上方就是天上,表示阳光,在图的下方,就是地上,表示晴天和干燥;黑点是雨点的抽象化的记号,图是降雨量的记录。河图是远古时期的气候图,河图的圈、点表示着天文、气象、地理的一些知识,圈在图的上方(天上),表示阳光;在图的下方(地上),表示晴天和干燥;黑点是雨点的抽象化的记号,图是降雨量的记录。洛书是方位图,是和河图一样的立体图,圈表示正方位,点表示偏方位,就是远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罗盘。洛书是方位图,是和河图一样的立体图,圈表示正方位,点表示偏方位,就是远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罗盘。因此,河图洛书是上古时代的两大发明,今天考察中国的自然科学史,就应当从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算起。这篇文章的分析涉及到的自然科学的门类有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理学等,作者所指出的河图洛书图象在远古时代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有关学科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这只是作者韩永贤的一家之言,还没有被科学界认可。在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方面,也有的学者发现了河图洛书新的奥秘。《光明日报》1996年8月24日第8版发表了署名华明的《〈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一篇文章,作者通过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河图在一些数量因素上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首先,河图和金字塔在方位观念上都重视东方和北方,这一点是相当一致的,而且,河图和金字塔都对数字7有特别的偏爱。于是,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总之,作为八卦之源的河图,与古埃及的金字塔在数值比、倍数关系、方位、对数7的重视及含义的理解等方面都存在着统一的对应关系。因此,从理论上来看二者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华明《〈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总之,作为八卦之源的河图,与古埃及的金字塔在数值比、倍数关系、方位、对数7的重视及含义的理解等方面都存在着统一的对应关系。因此,从理论上来看二者之间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当代有些科学家已经发现,《易经》八卦及河图洛书的符号系统,在当代数学的图论、程序设计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应用。图论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以图为研究对象起源于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图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图为研究对象。图论起源于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哥尼斯堡在历史上曾经是东普鲁士的首府,是著名哲学家康德的故乡,后来这个城市归了俄罗斯,当代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城中有一条布勒格尔河,两条河道在城中合成一条主流,合流处有一个河心岛,于是这个河流呢就把城市分为南区、北区、岛区和东区四个部分,河上共有七座桥把这个四个部分连接起来。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图,这个就是河道。有两条这个河,有两个河道会合在这个地方,经过这个,到这个哥尼斯堡这个市这个城市。在会合之后呢,这个河中间一个湖心岛。这个城市就在河的两岸包括岛区,包括这个两个河中间这一块,所以这个河流、水流就把这个城市分成四个区域,这叫北区和南区,这岛区,这东区,这是东区。但是河上它七座桥,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座桥。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提出,在18世纪的时候,18世纪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能否在一次散步时每座桥都走一次,而且只走一次,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就是在这个城市不管从哪儿开始,在散步时候,走在河上的七座桥,都走一遍再回到原来出发点,每一座桥不能够走两遍,能不能做到?这个相当一个游戏题似的,作一问题提出来。于是许多人思考这个问题,却没有找到答案。就找不到一个路线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要求。1735年,就相当于中国的雍正十三年,正在彼得堡科学院任职的杰出的数学家欧拉他得到这个消息,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第二年向彼得堡科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哥尼斯堡的七座桥》《哥尼斯堡的七座桥》。可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了,就成了欧拉的博士论文了。他归纳的问题是:问题:对于给定的图,是否存在一条路线,使得通过每条线正好一次而能回到起点。结论:当且仅当,图是连通的以及每个点都与偶数条线相关联时,才存在上述的路线。对于给定的图,是否存在一条路线,使得通过每条线正好一次而能回到起点。他的结论是:当且仅当,图是连通的以及每个点都与偶数条线相关联时,才存在上述的路线。这就是欧拉的结论。这个欧拉是数学(大师),在数学史上很著名的,这个研究尤其是研究几何学没有不知道欧拉的,欧拉定理是全世界公认的。欧拉这一个著名的数学家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开创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图论。这个“哥尼斯堡七桥”的问题就开创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图论。图论,于是在数学界就建立了一个数学的分支——图论。欧拉提出的欧拉提出的这样限定的路线被称为“欧拉圈”这条这样限定的路线就被称为“欧拉圈”。这个“欧拉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提出并且由欧拉得出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得到数学界的公认。好,这一节暂时讲到这里。

        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下) (转载)

        关于[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下)]的字幕:
        今天讲的是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前面讲了第一个问题时空论:方位与次序,第二个问题是形质论:象数与义理。前面谈到在《易》学研究史上,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他们的著作一般都不回避河图洛书,都要谈到河图洛书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易》卦和河图洛书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这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象数与义理是对立统一关系,象数是第一性的,义理是第二性的。由象数而解析义理,就是由事物的外在形式认识其内容,由事物的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由事物的存在状态认识其属性,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思维规律。《易》卦和河图洛书所显示的象数关系及其内涵,就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规律。应该肯定《易》卦和河图洛书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论原理。《易》卦和河图洛书中的象和数,所表示的是各种信息要素,就是客观事实能够给人的感官提供的直观认识,人们可以从已知的领域出发,进而认识未知的领域。《易经·系辞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就可以理解为根据八卦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它所反映的未知领域是有迹可寻的。《系辞上》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这里所说的设卦观象的推理过程,就是从已知的领域到未知的领域的认识过程。从已知的领域到未知领域的认识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空间的意义上来看,是从近知认识远知,从直观视野进而认识微观视野及宏观视野。这个是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本来是有限的,人的目力所及、听力所及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一般的认识的过程是从近知认识远知,从直观视野进而认识微观视野和宏观视野。二是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是从既然认识未然,从当前现状进而认识既往历史及未来发展,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认识的两个方向。《易》卦和河图洛书以及相关的占卜、策数、揲蓍等法,就是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推测的。用当代科学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称为预测学。因此,对于《易》卦和河图洛书在认识论方面所表现的思维规律,从形式认识内容,从现象认识本质,应当承认它具有可贵的科学性。这是第二个问题,形质论:义理和象数。下面第三个问题知行问题就是知识与应用问题,或者是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哲学的又一个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实践经验逐步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人们取得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这些道理,如今已是尽人皆知的哲学常识。
  • 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知行并重,历代许多文人学者对这个问题多有论述并有精辟见解。《易经》中关于典则与通变的内容,就是对于知与行问题的论述。所谓典则,是指人们已经认知的自然界固有的法则,就是人们已经认可的客观真理或重要结论;所谓通变,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已有知识或真理的实际运用。古代传说中的河图洛书,是当时人们认为的一种天赐的宝物,具有典则的意义。但是,对河图洛书这样的宝物进行应用,还应当予以通变。《易经·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说的“则之”、“效之”、“象之”的过程,就是进行通变的过程。关于通变,《易经·系辞》中有不少论述,这里择录几段:“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里面讲到这个变的问题,就是通变问题。“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也讲了通和变的问题。“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段话也是把通和变放在一起来阐述。“变通者,趣时者也。”还有一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上引录的五段都是《易经·系辞》当中的原话。从这些论断,可以理会其中所谓通变的含义。大意是说,人们对于天地法则要在运用和实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化。八卦之象原是显示变化规律的,“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是通变的基本要点,“趣时”就是要为现实服务。可见,孔子撰作《系辞》,阐释《易经》义理,特别强调其中体现的通变的精神。前人论述《易经》,还曾经指出“易”字的本义为“更易”,就是“变”的意思。说《易经》的“易”本身就是个变的意思,“易”就是变,就是改变,这是一种看法。如宋代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原序》中说:“《易》之为言,变也,……而言象之间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其变无穷焉。是故特以变称,而命之曰《易》也。”可见耿南仲他对“易”的解释就非常明确,是说“易”就是变,“易”本身就是变。这里指出“变”是《易经》的基本特色,是《易经》书名的缘起。当然这里面对《易经》的书名的解释还有其他说法。有一种说法叫做“日月为易”,说“易”字本身,上面是个“日”字,下面是个“月”字的变形。“日”就是日月,就是分写天地的,写天地之间规律的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易”,《易经》的“易”就是“蜥蜴之易”,这在《说文解字》上面也就这样解释。“易”,易之“蜥蜴之易”也。而说“蜥蜴之易”这个意思也含有“蜥蜴善变”的意思和这个说“易”是善变那个意思差不多,因为蜥蜴这种动物还有个名字叫“变色龙”,就是个变。孔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指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立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立《九畴》。这种说法是体现《易经》通变精神的典型例证。尽管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对大禹据洛书创立《九畴》的说法提出怀疑,但是都不否定河图与八卦、洛书与《九畴》的逻辑联系。伏羲创立八卦,仰观俯察万事万物,当是包括河图在内的。伏羲所取法象,即是典则;所作八卦,即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通变。八卦的创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仰观俯察是圣人的主观认识过程,即知的过程;作八卦是新的创造过程,即行的过程。八卦同河图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是河图的简单复制,而是“通变”之后的衍生物,是在遵依原有的典则基础上创立的新的理论成果。同样道理,传说大禹创立《九畴》,也应当是通过仰观俯察万事万物这样的知的过程,才得以完成创立《九畴》这样的行的过程,洛书只是大禹所依据的典则之一。如果我们认定陈抟所绘的洛书图形是本来的洛书,那么《九畴》和洛书相比显然不同,《九畴》决不是对于洛书的简单复制,而是大禹遵依有关典则并进行通变的新成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关于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九畴》的传说,正是体现了《易经》的通变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统一的思想。河图洛书是原有典则,伏羲、大禹对河图洛书的发现和掌握是第一层次的认知;创立八卦、《九畴》的过程是对所掌握知识的应用;而八卦、《九畴》是把河图洛书的普遍真理和当时社会政治、生产活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新的理论体系。这种从知到行再到新知的过程,正是哲学所谓的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新的理论的过程,再到新的理论的飞跃。《易经》所谓的通变,以及伏羲据河图作八卦、大禹据洛书作《九畴》的传说,对于后世的《易》学研究和后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周敦颐的《易》学研究著作就命名为《易通》,后来改名为《通书》,突出了一个“通”字。可见他这个命名叫《易通》或者叫《通书》也不是随便命的,他强调这个“通”的意义。《通书》是周敦颐另一种著作《太极图说》的姊妹篇,《太极图说》主要是据《易经》谈天道,《通书》则是据《易经》谈人事。周敦颐提出了“通微”的重要观点,所谓微当是指事物的深层本质和内部规律,而通则是在知和行的过程中去认识和掌握。(结束在通微的过程中,周敦颐更强调“思”的重要性,他说:“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这里认为人的智慧与聪明是实现通微的必要条件,是知与行的基础,议论是相当深刻的。宋代的另一著名思想家张载著有《横渠易说》,他对于通变也有新论,提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的观点,又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这两句话是张载的很著名的观点了。在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和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当中我翻了一些书,都常常见引用这两句话。这里他认为通变是一个时间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缓则称为渐化,疾则称为著变或谓突变。这样的认识意在表述通变的规律,具有独到见解。清初哲学家方以智又从《易经》的通变而提出“通几”和“质测”的概念。他在《物理小识自序》中说:“寂感其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质测即藏通几者也。”他的另一部著作又名为《通雅》,也强调一个“通”字。方以智所谓的“通”是贯通的意思,“几”是“几微”,即内部蕴含的深奥道理与规律,而“质测”呢?就是在实践中通观天地万物,就是从已知的知识进而推测而认识未知的领域。方以智所谓“通几”和周敦颐的“通微”的含义是一致的。他的观点,既涉及认识与实践问题,也涉及现象与本质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受到当代学术界重视。同时,方以智也非常重视河图洛书的价值,他认为“河洛卦策,征其端几,物理毕矣。”这段话在《通雅》卷首,意思是说,从河图洛书和八卦图式显示的迹象进行探求,世上万物的道理和规律都在这里面了。方以智对于河图洛书的这一认识,特别推崇河图洛书的认知意义,正说明河图洛书所蕴含的哲学思维确实非常奥妙与深刻。方以智的思想是有渊源的,他的曾祖父就是方大镇,明万历十七年就是公元1589年,进士,精于义理,著有《易义》四卷,方大镇是方以智的曾祖父。方以智的祖父就是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研究《易》学更有成就。方孔炤在《易》学研究史上非常著名,他著有《周易时论合编》十五卷,《图象几表》四卷,其中论及河图洛书时即提出:“效法天地,通变自用”问题。他说,旧说图法天故五行循序,书法地,故五行逆时,时者天因地偶尔立体 ,地因天起而自用,图有法地,书又法天也。这是方孔炤一段话。这里概括出河图洛书二者的顺逆体用关系,比较简明而精辟。方以智却不像他的曾祖父、祖父那样以研究《易》学为主,而是在哲学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方以智的著作叫一著作《东西均》在哲学史上非常重要。有人说作为形而上学这样提法在方以智的著作当中有较多的分析,所以方以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了。说方氏四代人的学术发展来看,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在说明一个道理,《易经》的象数、义理和河图洛书同中国的古代哲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好,这一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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